贝森特在2月11日的讲话，标题显得制造紧张，但核心内容是对中国经济的老套论调，只是换了表述方式，将“必须听从我们的安排”改包成了“大家都需要调整”。他未提及美国制造业产能空洞化、国债规模突破38万亿美元以及波音长期交付延迟等现象，却集中于中国约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仿佛全球经济失衡只源于这一单一数字。
他声称“不脱钩但要去风险”，表面礼貌，实质是划定界限，随后将新能源车、光伏、芯片列入调整范围。这些领域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和产业链上的确取得的成果——中芯国际实现14纳米稳定出货，宁德时代电池进入德国车企，隆基光伏产品进入巴西市场——但在他的表述里被淡化为需要纠正的现象。
讲话中存在逻辑不一致，一方面批评中国出口规模过大，却不讨论中国对美出口在2025年同比下降逾10%，对东盟出口增长13%的情况。同时，美国自身对墨西哥与越南的顺差分别扩张41%和29%。收益并未减少，只是换了贸易对象，但这一点在他的阐述中被略过，而关注点始终放在“中国顺差过高”。
他提出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”，但实际意涵是要求中国在汇率管理、资本账户开放、国企补贴标准等方面遵循美方规则。在美元结算占全球60%以上的大背景下，美联储加息影响全球融资环境，而他期待他国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外政策透明化并可被审视。
所谓“去风险”，在2026年2月表现为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建立新的矿产联盟，排除中国出关键供应链。然而，稀土加工、电池回收等制造环节是中国多年技术累积的成果，他们在这些高附加值环节缺乏能力，“去风险”的背后更像是将仅低价值的上游作业留给中国。
中国居民经济结构早已从单一出口转型。2024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一半，重点商业街区人流密集，区域合作协定如RCEP推动订单转向东盟国家，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中使用中国光伏组件和锂电池，原因是成本与效率更优。
进博会签约总额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，外资利润的再投资比例提升近两成。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盈利选择本地再投，如特斯拉将部分利润投入临港建设储能工厂，并非因限制资金流动，而是出于回报周期的考虑。
在讲话稿中，“规则”出现7次，“透明”出现3次，“尊重”一次未提。历史案例如日本在《广场协议》后的情况，货币大幅升值导致工业外迁和工资长期停滞，提醒人们单方面的结构调整未必带来稳定。
贝森特口中的稳定更像是以一方让步达成的表象，但现实中，中国的出口放缓，内需支撑；在技术封锁下，本土芯片企业填补空缺；顺差减少，绿色技术进入海外市场，这些转变来自市场内在动态，而不是对单一外交要求的回应。
无论他在讲话中如何设定议程，无法改变的现状是制造能力、工人、市场与订单仍掌握在中国经济的运行系统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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