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万历四十六年,也就是公元1618年,时任兵部尚书黄嘉善曾向万历皇帝递上奏折,里面有这么一句话:“国家兵制杠杆配资公司,自京营及边腹主客兵一百一十六万有奇,宜令直省诸臣各将所属兵马尽数查出。”
那时候,万历三大征刚刚画上句号,明朝的军事力量虽有损耗,但整体根基仍在。即便明军存在军户逃亡、兵力虚报的问题,实际兵力也依然维持在百万上下,算得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。
没人能预料到,就在这一年的正月,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(今辽宁新宾)当众宣读“七大恨”,向天下宣告起兵反明,大明的军事危局,也从这一刻正式拉开序幕。
不过数十年时间,这支号称百万的大明雄师,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。这些士兵到底去了哪里?他们的最终结局,又为何让人唏嘘不已?
饮恨辽东:明朝边军精锐的绞肉机
要解开明军消亡的谜团,首先得弄清楚明朝军事体系的核心——边军。
明朝初年,朱元璋为了实现“兵农结合、自给自足”的军事目标,创立了卫所制度,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7个都司、1个留守司、329个内外卫,以及65个守御千户所,构建起一套庞大的屯田体系。简单来说,就是让士兵平时耕种田地、自给自足,一旦发生战事,就披甲上阵、奔赴战场。朱元璋原本计划通过这种“寓兵于农”的模式,让明朝的常备兵力达到两百多万,既不用花费巨额国库银两养兵,又能随时应对各类战事。
展开剩余87%但这种理想化的军事模式,在土木之变前后就开始逐渐瓦解。大量军户纷纷逃离,原本属于军队的屯田被官僚豪强侵占殆尽,卫所里的士兵大多名不副实,只能勉强维持地方治安,根本没有实战能力。
也正因为如此,从明朝中期开始,明军逐渐建立起以九边重镇为核心的边军体系。这九座重镇分别是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蓟镇、山西、宁夏、固原和甘肃,驻守在这里的士兵长期驻守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交锋的前线,熟悉骑兵作战技巧,装备也比内地军队精良得多,是明朝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。
根据史料记载,万历末年,九边边军的总兵力大约有40万人,具体分布如下:辽东镇约8.3万人,蓟镇约6.5万人,宣府镇约5.6万人,大同镇约5.3万人,延绥镇约3.2万人,宁夏镇约2.7万人,固原镇约3.1万人,甘肃镇约2.8万人,山西镇约1.5万人。
这近40万边军,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一直延伸到辽东边墙,贯穿整个明长城沿线,是明朝国防的重中之重。可自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,这支部队就陷入了辽东战场的“绞肉机”,一点点被消耗殆尽。
为了化解辽东的危局,明朝接连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役,将九边的兵力集中起来,组成庞大的作战兵团,与后金军队展开主力对决。其中,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萨尔浒之战。
这场战役中,明军兵分四路(史料中关于兵力有20万和10万两种说法),几乎集中了九边所有的精锐:南路军由李如柏率领,主力是辽东镇士兵,同时搭配蓟镇步兵负责后勤保障;西路军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统领,麾下聚集了宣府总兵赵梦麟、大同总兵王宣的精锐骑兵;北路军马林部,除了辽东镇的将士,还配备了延绥总兵官秉忠、宁夏总兵尤世禄的西北骑兵;东路军刘綎部,除了川军和朝鲜援军,也有数千名甘肃、固原两镇的西北铁骑。
可努尔哈赤却采取了“凭尔几路来,我只一路去”的集中兵力战术,精准突破明军的防线。最终,除了南路明军得以顺利撤退外,其余三路九边精锐全都被后金军队歼灭。
史料记载,这场战役中,明军阵亡的将领就有310多人,士兵阵亡人数超过4.5万,再加上投降、失踪的人员,总损失超过5到6万人,相当于各边镇兵力折损了两成以上,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精锐边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覆灭。
萨尔浒之战的第二年,后金军突破边关防线,直逼辽沈二城,明军辽东镇的残部在这两座城池中再次遭受重创,4万多人被歼灭。负责驰援辽东的总兵陈策、童仲揆,率领川军、浙军以及九边援军共3万人,在沈阳浑河两岸与后金军拼死奋战,最终全部壮烈牺牲;而在萨尔浒之战中侥幸存活的2万多名九边援军,也在这场战役中彻底溃散。
随后的广宁之战中,总兵刘渠、祁秉忠率领的甘肃、宣府等九边士兵,在平阳桥、沙岭一带被后金军团团包围,最终全军覆没;原本驻守广宁等地的辽东镇士兵,因为巡抚王化贞仓皇逃窜,也纷纷四散奔逃,大量士兵被清军俘获。
到这时,萨尔浒之战后驰援辽东的九边精锐已经被彻底摧毁。辽东镇的士兵,除了祖大寿、吴三桂等少数辽人世家率领残部退守关宁防线外,几乎全军覆没。整个辽东战场,明军边军阵亡、投降的人数加起来超过10万人。
广宁之战结束后,明朝宁远以东的辽东地区全部沦陷,九边主力损耗惨重,短期内再也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反击,只能依靠袁崇焕、孙传庭构建的关宁防线采取防御姿态,扼守辽西走廊,勉强抵挡后金的进攻。
可在后金(后来的清军)降服察哈尔等蒙古部落后,皇太极得以实现对辽西走廊的战略迂回,通过古北口、喜峰口等要塞,从燕山山脉直插京畿腹地,攻入直隶、山东等地,明朝不得不再次调集重兵迎战。
公元1641年,崇祯皇帝抽调九边最后的精锐兵力,出兵宁远、锦州一线,任命蓟辽督师洪承畴总督蓟、辽军务,率领秦兵东进,搭配变蛟(延绥镇)、王廷臣(辽东总兵)、白广恩(榆林卫)等将领,再加上山海马科、宁远吴三桂两镇兵马,又调宣府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朴、密云唐通各自领兵前来支援,组建起一支13万人、战马4万匹的大军。
可这支明朝最后的九边精锐,在历时两年的松锦会战中,再次被皇太极用“围点打援”的战术重创,大部分兵力被歼灭。史料中明确记载:“(清军)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,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。”
更致命的是,明军在松山、锦州、杏山等地的守军,大多选择投降清军(其中就包括祖大寿家族)。最终,这13万大军中,只有吴三桂所部的少量关宁军得以保全,其余10万人要么被清军歼灭,要么被收编。
松锦之战结束后,明朝边军在辽东战场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,折损人数累计达到30多万。再加上边军前期与蒙古军队作战的损耗、伤病逃散等非战斗减员,以及后期明军瞒报兵力、虚领饷银的情况,边军在辽东战场的总折损人数接近40万。
除了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甘肃等西北边军还有少量残余兵力外,明朝边军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掏空,再也无力支撑起明朝的国防防线。
鏖战江河:顾此失彼的两线作战
如果说山海关外的边军,是被后金(清)军成建制大规模歼灭,那么明朝内地的精锐镇守力量,就是在南北夹击的乱局中,疲于奔命、慢慢消耗殆尽的。
天启七年(1627年)三月,陕西爆发了王二起义,这也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此后,以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为代表的起义军,以“老营”为核心,裹挟大量流民,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开展游击作战。
明军曹文诏、左良玉部(由边军昌平军、延绥军及内地镇兵组成),曾多次追击、合围农民起义军,一度取得了不错的平叛效果。可清军的周期性入关劫掠,彻底打乱了明朝的平叛计划。
崇祯七年(1634年)七月至闰八月,皇太极率军进犯宣府、大同的多个州县。当时,正在河南包围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的曹文诏,被朝廷紧急调往大同抵御清军,导致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成功突围,明朝的平叛之战功亏一篑。
这样的情况,在随后的几年里反复出现:
崇祯九年(1636年),洪承畴、孙传庭率领西北秦兵,击杀“闯王”高迎祥,将张献忠、李自成围困在陕西、汉中一带,可皇太极第二次率军攻入长城,攻破昌平、蹂躏京畿地区,朝廷只能调卢象升北上驰援,平叛工作再次功败垂成;
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孙传庭、洪承畴再次将张献忠逼到谷城,将李自成逼入川陕山区,却又因为清军入关横扫直隶、山东的“戊寅之变”,只能无奈率军北上支援京畿。
清军几乎每隔两年就会入关劫掠一次,这让明朝关内的军队陷入了两难境地:既无法集中精力围剿农民起义军,又要频繁长途跋涉、疲于奔命,导致大量士兵因为粮饷断绝、伤病缠身而逃散或病亡,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。
而农民起义军则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、扩充实力,不断寻找反击的时机。明朝关内的主力部队,常常因为作战距离过远、兵力分散,陷入起义军的埋伏;再加上明军各部之间配合不畅、相互掣肘,战斗力更是大幅下降。、
流民图(明朝画家周臣绘于1516年)流民是明末始终难以消解的问题
曹文诏率领的秦军主力,在甘肃遭遇起义军伏击后全军覆没;
卢象升的天雄军,在北上驰援京畿的途中,被入关的清军优势兵力伏击,最终全军歼灭;
秦良玉所部的三万川军,在张献忠部攻入四川时孤军奋战,最终在长江上游被彻底击溃。
直到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(1642-1643年),孙传庭所部的10万西北秦军,先后在郏县之战、汝州之战、潼关之战中接连败给李自成的起义军,最终导致整个西北的军事力量彻底覆灭。
在长达17年的明末大规模农民起义中,明朝关内的地方镇守力量与西北边军,先后投入20万至30万兵力围剿农民起义军。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拉锯战,以及清军的入关劫掠中,明军进退两难、顾此失彼,最终被逐步分化瓦解,消散在华北平原的苍茫大地之上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守卫北京城的京营,本是崇祯皇帝手中最后的王牌。
这支由五军营、三千营、神机营组成的部队,最初有10余万人,可万历后期因为抽调兵力赴朝鲜作战,损耗巨大,再加上朝廷长期拖欠军饷,士兵逃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,到崇祯年间,京营的实际兵力已经大幅缩减,战斗力也大不如前。
等到李自成率领起义军逼近北京时,这支曾经的精锐部队早已名存实亡,根本无法抵挡起义军的进攻,最终随着明朝的覆灭彻底溃散,部分士兵要么投降起义军,要么散落民间,不知所踪。
从朱元璋创立卫所制度、打造百万雄师,到万历年间明军仍保有百万规模,再到明末短短数十年间烟消云散,明军的消亡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。边军在辽东战场的接连惨败、内地军队在两线作战中的疲于奔命、卫所制度的崩塌、军饷拖欠、士兵逃亡,再加上朝廷的腐朽无能杠杆配资公司,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,最终让这支曾经威震四方的大明大军,彻底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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