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四十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618年，时任兵部尚书黄嘉善曾向万历皇帝递上奏折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国家兵制杠杆配资公司，自京营及边腹主客兵一百一十六万有奇，宜令直省诸臣各将所属兵马尽数查出。”
那时候，万历三大征刚刚画上句号，明朝的军事力量虽有损耗，但整体根基仍在。即便明军存在军户逃亡、兵力虚报的问题，实际兵力也依然维持在百万上下，算得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。
没人能预料到，就在这一年的正月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（今辽宁新宾）当众宣读“七大恨”，向天下宣告起兵反明，大明的军事危局，也从这一刻正式拉开序幕。
不过数十年时间，这支号称百万的大明雄师，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。这些士兵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们的最终结局，又为何让人唏嘘不已？
饮恨辽东：明朝边军精锐的绞肉机
要解开明军消亡的谜团，首先得弄清楚明朝军事体系的核心——边军。
明朝初年，朱元璋为了实现“兵农结合、自给自足”的军事目标，创立了卫所制度，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7个都司、1个留守司、329个内外卫，以及65个守御千户所，构建起一套庞大的屯田体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士兵平时耕种田地、自给自足，一旦发生战事，就披甲上阵、奔赴战场。朱元璋原本计划通过这种“寓兵于农”的模式，让明朝的常备兵力达到两百多万，既不用花费巨额国库银两养兵，又能随时应对各类战事。
展开剩余87%但这种理想化的军事模式，在土木之变前后就开始逐渐瓦解。大量军户纷纷逃离，原本属于军队的屯田被官僚豪强侵占殆尽，卫所里的士兵大多名不副实，只能勉强维持地方治安，根本没有实战能力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从明朝中期开始，明军逐渐建立起以九边重镇为核心的边军体系。这九座重镇分别是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蓟镇、山西、宁夏、固原和甘肃，驻守在这里的士兵长期驻守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交锋的前线，熟悉骑兵作战技巧，装备也比内地军队精良得多，是明朝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万历末年，九边边军的总兵力大约有40万人，具体分布如下：辽东镇约8.3万人，蓟镇约6.5万人，宣府镇约5.6万人，大同镇约5.3万人，延绥镇约3.2万人，宁夏镇约2.7万人，固原镇约3.1万人，甘肃镇约2.8万人，山西镇约1.5万人。
这近40万边军，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一直延伸到辽东边墙，贯穿整个明长城沿线，是明朝国防的重中之重。可自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，这支部队就陷入了辽东战场的“绞肉机”，一点点被消耗殆尽。
为了化解辽东的危局，明朝接连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役，将九边的兵力集中起来，组成庞大的作战兵团，与后金军队展开主力对决。其中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萨尔浒之战。
这场战役中，明军兵分四路（史料中关于兵力有20万和10万两种说法），几乎集中了九边所有的精锐：南路军由李如柏率领，主力是辽东镇士兵，同时搭配蓟镇步兵负责后勤保障；西路军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统领，麾下聚集了宣府总兵赵梦麟、大同总兵王宣的精锐骑兵；北路军马林部，除了辽东镇的将士，还配备了延绥总兵官秉忠、宁夏总兵尤世禄的西北骑兵；东路军刘綎部，除了川军和朝鲜援军，也有数千名甘肃、固原两镇的西北铁骑。
可努尔哈赤却采取了“凭尔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”的集中兵力战术，精准突破明军的防线。最终，除了南路明军得以顺利撤退外，其余三路九边精锐全都被后金军队歼灭。
史料记载，这场战役中，明军阵亡的将领就有310多人，士兵阵亡人数超过4.5万，再加上投降、失踪的人员，总损失超过5到6万人，相当于各边镇兵力折损了两成以上，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精锐边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覆灭。
萨尔浒之战的第二年，后金军突破边关防线，直逼辽沈二城，明军辽东镇的残部在这两座城池中再次遭受重创，4万多人被歼灭。负责驰援辽东的总兵陈策、童仲揆，率领川军、浙军以及九边援军共3万人，在沈阳浑河两岸与后金军拼死奋战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；而在萨尔浒之战中侥幸存活的2万多名九边援军，也在这场战役中彻底溃散。
随后的广宁之战中，总兵刘渠、祁秉忠率领的甘肃、宣府等九边士兵，在平阳桥、沙岭一带被后金军团团包围，最终全军覆没；原本驻守广宁等地的辽东镇士兵，因为巡抚王化贞仓皇逃窜，也纷纷四散奔逃，大量士兵被清军俘获。
到这时，萨尔浒之战后驰援辽东的九边精锐已经被彻底摧毁。辽东镇的士兵，除了祖大寿、吴三桂等少数辽人世家率领残部退守关宁防线外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整个辽东战场，明军边军阵亡、投降的人数加起来超过10万人。
广宁之战结束后，明朝宁远以东的辽东地区全部沦陷，九边主力损耗惨重，短期内再也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反击，只能依靠袁崇焕、孙传庭构建的关宁防线采取防御姿态，扼守辽西走廊，勉强抵挡后金的进攻。
可在后金（后来的清军）降服察哈尔等蒙古部落后，皇太极得以实现对辽西走廊的战略迂回，通过古北口、喜峰口等要塞，从燕山山脉直插京畿腹地，攻入直隶、山东等地，明朝不得不再次调集重兵迎战。
公元1641年，崇祯皇帝抽调九边最后的精锐兵力，出兵宁远、锦州一线，任命蓟辽督师洪承畴总督蓟、辽军务，率领秦兵东进，搭配变蛟（延绥镇）、王廷臣（辽东总兵）、白广恩（榆林卫）等将领，再加上山海马科、宁远吴三桂两镇兵马，又调宣府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朴、密云唐通各自领兵前来支援，组建起一支13万人、战马4万匹的大军。
可这支明朝最后的九边精锐，在历时两年的松锦会战中，再次被皇太极用“围点打援”的战术重创，大部分兵力被歼灭。史料中明确记载：“（清军）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，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。”
更致命的是，明军在松山、锦州、杏山等地的守军，大多选择投降清军（其中就包括祖大寿家族）。最终，这13万大军中，只有吴三桂所部的少量关宁军得以保全，其余10万人要么被清军歼灭，要么被收编。
松锦之战结束后，明朝边军在辽东战场的几次大规模战役中，折损人数累计达到30多万。再加上边军前期与蒙古军队作战的损耗、伤病逃散等非战斗减员，以及后期明军瞒报兵力、虚领饷银的情况，边军在辽东战场的总折损人数接近40万。
除了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甘肃等西北边军还有少量残余兵力外，明朝边军的主力已经被彻底掏空，再也无力支撑起明朝的国防防线。
鏖战江河：顾此失彼的两线作战
如果说山海关外的边军，是被后金（清）军成建制大规模歼灭，那么明朝内地的精锐镇守力量，就是在南北夹击的乱局中，疲于奔命、慢慢消耗殆尽的。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三月，陕西爆发了王二起义，这也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此后，以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为代表的起义军，以“老营”为核心，裹挟大量流民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开展游击作战。
明军曹文诏、左良玉部（由边军昌平军、延绥军及内地镇兵组成），曾多次追击、合围农民起义军，一度取得了不错的平叛效果。可清军的周期性入关劫掠，彻底打乱了明朝的平叛计划。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七月至闰八月，皇太极率军进犯宣府、大同的多个州县。当时，正在河南包围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的曹文诏，被朝廷紧急调往大同抵御清军，导致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成功突围，明朝的平叛之战功亏一篑。
这样的情况，在随后的几年里反复出现：
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，洪承畴、孙传庭率领西北秦兵，击杀“闯王”高迎祥，将张献忠、李自成围困在陕西、汉中一带，可皇太极第二次率军攻入长城，攻破昌平、蹂躏京畿地区，朝廷只能调卢象升北上驰援，平叛工作再次功败垂成；
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孙传庭、洪承畴再次将张献忠逼到谷城，将李自成逼入川陕山区，却又因为清军入关横扫直隶、山东的“戊寅之变”，只能无奈率军北上支援京畿。
清军几乎每隔两年就会入关劫掠一次，这让明朝关内的军队陷入了两难境地：既无法集中精力围剿农民起义军，又要频繁长途跋涉、疲于奔命，导致大量士兵因为粮饷断绝、伤病缠身而逃散或病亡，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。
而农民起义军则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、扩充实力，不断寻找反击的时机。明朝关内的主力部队，常常因为作战距离过远、兵力分散，陷入起义军的埋伏；再加上明军各部之间配合不畅、相互掣肘，战斗力更是大幅下降。、
流民图（明朝画家周臣绘于1516年）流民是明末始终难以消解的问题
曹文诏率领的秦军主力，在甘肃遭遇起义军伏击后全军覆没；
卢象升的天雄军，在北上驰援京畿的途中，被入关的清军优势兵力伏击，最终全军歼灭；
秦良玉所部的三万川军，在张献忠部攻入四川时孤军奋战，最终在长江上游被彻底击溃。
直到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（1642-1643年），孙传庭所部的10万西北秦军，先后在郏县之战、汝州之战、潼关之战中接连败给李自成的起义军，最终导致整个西北的军事力量彻底覆灭。
在长达17年的明末大规模农民起义中，明朝关内的地方镇守力量与西北边军，先后投入20万至30万兵力围剿农民起义军。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拉锯战，以及清军的入关劫掠中，明军进退两难、顾此失彼，最终被逐步分化瓦解，消散在华北平原的苍茫大地之上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守卫北京城的京营，本是崇祯皇帝手中最后的王牌。
这支由五军营、三千营、神机营组成的部队，最初有10余万人，可万历后期因为抽调兵力赴朝鲜作战，损耗巨大，再加上朝廷长期拖欠军饷，士兵逃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到崇祯年间，京营的实际兵力已经大幅缩减，战斗力也大不如前。
等到李自成率领起义军逼近北京时，这支曾经的精锐部队早已名存实亡，根本无法抵挡起义军的进攻，最终随着明朝的覆灭彻底溃散，部分士兵要么投降起义军，要么散落民间，不知所踪。
从朱元璋创立卫所制度、打造百万雄师，到万历年间明军仍保有百万规模，再到明末短短数十年间烟消云散，明军的消亡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。边军在辽东战场的接连惨败、内地军队在两线作战中的疲于奔命、卫所制度的崩塌、军饷拖欠、士兵逃亡，再加上朝廷的腐朽无能杠杆配资公司，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最终让这支曾经威震四方的大明大军，彻底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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